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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私人侦探”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

2018-04-05 18:04:43 来源: 作者: 责任编辑: 点击图片浏览下一页

 ——从龙治民夫妇杀害48人惊天惨案看“私人侦探”存在的重要价值

            
《赤子》杂志社会观察频道主任王理乾
 
    近识了在昆明已从业15年的资深“私人侦探”赵沛友先生,谈及并重温了《共和国第一案——龙治民杀人案(纪实)》,是我写此文的主要动因。
一  与“私人侦探”有缘
    早在1992年春,我拟写一篇关于《论“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的论文,刚把论文题目汇报给指导老师即遭到断然否定:“这个论文你不能写,不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
我是有备而来的。我回答说:“这个论文我写定了,那怕得个零分也无所谓,因为我已掌握了真实案例!”
指导老师看我态度坚定,没有一点妥协的意思,即缓和了一下说:请坐下讲一讲。
我说:前两天我回了一趟蒲城老家,听了两个案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是:我村附近有一村民家裁了数亩苹果树苗,一夜之间被人拔光了。报案后,派出所开车来转了一圈说没办法,自己要加强看护,临走还要让这家农民给点耗油费。这家农民非常失望,也非常气愤!然而农时不能误,赶快又买了些苹果树苗裁上。为防再次被偷,这家农民秘密从远方亲戚的村子里高薪请了两个青年小伙,白天在家睡觉,晚上悄悄到果园里蹲守。结果不几天,果然抓到了两个小偷……
     另一个是:我们村里机井上抽水的马达(电机)有一天晚上被贼偷了,村里人也不去派出所报案(原因你懂得),而是到北山里请了一位农民养的狼狗来破案。由于听说机井上马达被盗,村民到现场看的人很多,嗅源遭到了破坏,此案未能告破。
讲完这两个案例,我说:农民的财物被盗,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让公安局的人破案,而愿意请其他人甚至狼狗来破案?这个破案人和破案狗难道充当的不正是私人侦探的角色吗?
指导老师听完我的陈述后眼前一亮,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说:这个论文题目选的好!……
后来我从事了律师工作,结合律师工作的特性,我写了《中国律师应具有私人侦探素质》一文,发表了《中国律师》杂志(1995年第2期),这是我第二次与“私人侦探”结缘。
第三次与“私人侦探”结缘是我读到了一篇因为高额悬赏引发“私人侦探”现身破案的报导,写了一篇《从悬赏案论私人侦探在中国》的文章,发表在《公安学刊》(1997年第1期)
此后经年,我一直关注着“私人侦探”(中国叫“商务调查公司”)在中国的起起落落、大浪淘沙式的发展,但再没有动过笔,直到前不久认识了在昆明已从业15年的资深私人侦探赵沛友先生,深谈后有了动笔的想法。
 
二   两支“私人侦探” 探破惊天惨案
龙治民,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名“商县”)杨峪河镇王墹(jian)村人,1983年—1985年三年间制造了新中国最大的个人恶性杀人案,在自己家中连杀48人,并将尸体埋在自家院中,这48条性命仅换得573元。他神志正常,无任何精神症状,反应敏捷,回答问题清楚,属聪明人。
1983年—1985年,在商县各乡出现怪事。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但只是登记一下,没有破案。
刘湾乡叶庙村民杜长英、上官坊乡村副支书姜三合是48位遇害者中的两个。他们的失踪使家人心急如焚,家人都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不起任何作用。
自我保护是人类生存的本能。这两家人在求助公安无望的情况下发动亲友,自发地组织了两支“私人侦探”队伍。铁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两支亲友自发组成的“私人侦探”队伍,利用自己的智慧擒获了杀人狂魔龙治民……
案发王墹村。
公元1985年5月28日。
这一天,用陕西省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一位龙案主审法官的话说,“是龙犯的末日”。这一天有两支发自民间但互不相闻的“私人侦探”队伍,分别经过十多个和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艰苦顽强的调查追踪,竟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追捕到了同一目标!
一支“私人侦探”队伍来自商县刘湾乡叶庙村。
时间推后12天,1985年5月16日,村民杜长英起了个大早。他先到自家猪场转了一遭,接着洗漱、吃饭,把当日猪场的事务给媳妇交待了一遍,然后去叫他哥杜长年。兄弟俩前一日约定:今天去城里赶集。
他夹着一只化肥口袋,打算在集上给猪买些豆饼。他四十余岁,精力充沛,心力更强,同1985年间千百万商县农民一样揣着一个小康之梦!
杜家兄弟上路的时间约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那时商县县城通往各乡的公路上还没有出现载客的三轮摩托,只有一日往返一次的班车,所以杜家兄弟是走着去的。好在叶庙村与县城只隔一座南秦岭,十余里路。过了南秦河大桥,走到南秦岭脚下的商县造纸厂门前时,杜长英想起一件事:前不久他给该厂卖过一次麦草,当时出纳不在没领到钱。他从身上找出那张收据,让杜长年稍等,自己走进厂子,其时约9点到10点之间。一会儿杜长英从厂里出来,说出纳又没在。因为出纳员侯义亭是杜家表亲,杜长英便抱怨道:“下回见了看我咋骂他!如果政府把这个厂子也‘责任’了,就象当年的作坊那样,看他还胡逛!”
杜长英把那张麦草的收据重新装到身上。此收据上的款额是1.85元,就是这张1.85元的收据,成为揭开这一幕举世震惊的惨案的重要线索。
杜家兄弟翻过南秦岭,走过丹江桥,10点左右他们来到西关。
西关很早就是商县县城一个繁华的地段,80年代新街区在旧街之北辟建之后,热闹不减当年,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门户,赶集的乡下人肩挑手提的农副产品均在此集散。自80年代始,这里又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农闲时节,经常可见一些衣衫不整的青壮年男女蹲在门口,东张西望,寻找雇主。
杜家兄弟在这里分手了。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下午4点杜长年回到西关。等了一会,见等不着兄弟,自己先回去了。傍晚7点多,杜长年在家里吃夜饭,杜长英的媳妇寻上门来了,见了杜长年她不觉一怔:“长英呢?咋不见长英回来呢?”“这人!”杜长年咕哝着走出院门,看天色还亮,便对兄弟媳妇说没事,长英可能让啥事绊在路上了。夜里10点多长英媳妇又来了,说长英还没有回来!杜长年沉吟片刻,说长英是不是让哪个熟人拉住,歇人家屋里了。
锚点 
 
12天以后(这期间已向公安机关报了案),5月27日,长英还未归家。黄昏,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走到商县造纸厂门前时,猛地想起兄弟掖进怀里的那张卖麦草的收据。他找到出纳员侯义亭,说了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义亭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变得严峻起来。他说前两天有个人拿一张麦草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便问那人是怎么回事,那人说杜长英欠他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他在街上堵住了杜,杜说身上没钱,只有一张麦草条子,他就把麦草条子拿了。
杜长年说:“你就把他放过去了?”
“……”
“这人什么模样?”
侯义亭回忆了一下,说:“个头很矮,十几岁的娃娃似的。圆眼,大耳朵……耳朵比常人大些,戴一顶布帽……好象是秃头,口齿很伶俐……”
杜长年想了想,觉得好象见过这个人。
“年龄是不是40岁左右?”
“对!”
见过!是在兄弟家见的,去年的什么时候。记得姓龙,家住杨峪河乡王墹村。
5月28日,杜长年约集了8个精壮汉子,气势汹汹朝王墹村奔去。走到南秦桥南,杜长年拦住众人,他忽然觉得此举欠妥,如果事情真出在姓龙的手里——他不敢深想——这样成群结队而去岂不是打草惊蛇?于是他把众人分成数拨儿,分别布置在南秦岭、造纸厂、南秦桥一线,自己带领几个装做打工的样子散散漫漫地向王墹村走去。西行不远,杜长年突然站住:太巧了!目标竟不期而至,前方一百米处,一个矮子在公路边的树荫里正摇摇晃晃迎面走来!杜长年急忙把同伴拉到路边一家杂货店的屋檐下,吩咐他们暂时不要惊动龙,等他过去以后远远跟着。自己折回去找侯义亭。
半小时以后,造纸厂的传达室里,侯义亭指着从窗外走过的那个矮子,对杜长年说:“就是这个人!”
怎么办呢?侯、杜二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现在就把龙扭住吗?侯义亭曾说过此人“口齿伶俐”,如果他几句话就把麦草条的事搪塞过去又该怎么办?
先跟着他再说!
中午12点多,龙在城里转了一遭后,终于确定自己是被人盯上了。早在翻南秦岭的时候,他就感到身边浮游着一种异常的气氛。现在他往西关长途汽车站走去,为了进一步测证他面临的危险是否存在,他紧走了几步,果然,身后不远处也有人紧走了几步!跑?是跑不过他们的。他朝周围张望了一回。末了一闪身,一屁股坐在街头一个医药摊上。等杜长年和侯义亭他们赶到时,龙正龇牙咧嘴呻吟着,一条腿上贴满了膏药。
“还认得我吗?”侯义亭上前问道。
“你……噢,纸厂管钱的出纳么,咋不认得哩。”龙讪讪的笑道,一边对江湖郎中说,“还有这……也疼哩。”
侯义亭又问:“说老实话,杜长英的麦草条子到底是咋落到你手上的?”
“唉,你咋这样说话哩?”龙一脸恼相,“你是公安么?我给你说过他欠我的钱!”
   杜长年问:“他啥时把条子给你的?”
“有些日子了。哪一天我记不得。我在西关碰见了他,问他要帐,他就把麦草条子给了我。妈的,才一块八毛五分钱!他欠我二十多元哩!”
龙的回答头尾周全,无一丝破绽。杜长年他们又不知该怎么办了。“他人呢?”看到龙从医摊上起身欲走,杜长年匆忙问道。
“我咋知道哩!”龙的回答挺硬气。他含糊的说,“去西安了吧。他说去西安做活挣钱还我。”
“去西安?为什么不给家里说一声?”
“他没给家里人说?这人!”
     龙的谎言里似乎没有破绽,但他撒谎的本身却让杜长年他们看出他心里有鬼。于是他们把龙从医摊上扯出来,要带他去派出所。
一下子撞到了龙的神经!他蹦跳着喊叫起来:“咋咋?大白天抢人哩!凭啥要我去派出所?凭啥?偷人了还是放火了?知道我是谁吗?龙先进!县上树立的典型!要我去派出所也行,可是你们得先说点啥哩!”
这一番狡黠的表演非但没有唬住对方,反而进一步把他心里的鬼魅展示了出来。杜长年他们不由分说,拖着龙就走,龙也就叫喊了一路。走到西关长途汽车站,龙往地上一躺,象一摊烂泥一样,任你怎么拉也拉不起了。
许多人围拢上来,询问道:“这人咋了?偷人了?骗人了?”于是龙的嗓门又粗壮起来:“我一没偷人二没骗人,凭啥?啊?!”杜长年他们一时无言,龙的声音愈来愈高,愈来愈显得理直气壮,因而也赚得了愈来愈多围观乡亲的抱打不平。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在人围里观察了多时的黑脸小伙走到杜长年跟前,低语道:“大哥,我也正找这人呢。你们先看住他,我去叫人!”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私人侦探”队伍的成员,这支“私人侦探”队伍来自商县上官坊乡。
1985年元月22日。上官坊乡村民王治龙、王玉堂等人分别从邻村把赵栓义、王喜娃、宋存锁三人请到王治龙的姐夫、村支部副书记、复员军人姜三合的家里,说是请他们喝酒。客人一进院子便喊“三合”,见没有姜三合的应答声,就问姜的媳妇:“三合哩?”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治龙哐啷一声把院门闩上,脸一沉,厉声问道:“正是问你们呢!姐夫是去年冬上和你们一起去宁西林场做活的,你们回来了,姐夫呢?今天你们不把人说出个下落,别想出这个门!”
当下三位客人脸色大变,同声叫道:“啥?三合还没有回来?!”
“三合和我们仨腊月二十几就从西安回来了。那天是阳历10号。车到商县就黑了,我们在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到街上转了转,想着快过年了,给屋里买点啥。中午我们回到西关车站寻车回家。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40岁的样子,个头却跟十几岁的娃娃一样。他问我们是不是从山外做活回来,我们说是,咋了?他说不咋,说他屋里有活,一天五元,问我们做不做。我们说眼看到年跟前了,都急着回家,一天十元也不想做哩!三合却有些动心,我们说你就恁财迷,挣多少是个够?说归说,其实我们也想做,就问那人得几个人,那人说挖猪圈要不了这么多人,要了三合一个……”
一封急信发往胜利油田。姜三合的哥哥姜银山接信后便感到弟弟的失踪凶多吉少,即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火速回商。
之后姜银山数次向单位续假,一直续到6月。这期间他曾数次向地县公安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未见回音,看来只能靠自己。
持续数月的寻访,使姜银山、王治龙、王玉堂他们掌握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赵栓义三人说的那个叫姜三合做活的矮个男人,在商县城郊许多商贩的脑子里都留有印象:一,那人的相貌异于常人;二,他常在县、郊流窜;三,商县地处秦岭腹地,外来的流动人口很少,一个人若常在城里出现,很容易被人记住。他们反映:那个矮子经常出没于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处,春节以后,就是说他叫走姜三合以后,还有人见过他,见他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
这一情况令姜银山他们兴奋,又让他们惶惧:这个矮子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断叫人给他家做活?据赵栓义等人的描述他衣冠不整,一副贫相,不象是什么专业户,家里何来那么多的活路请人去干?他又拿什么付人家工钱?人口贩子吗?然而象姜三合这样见过世面的精壮汉子也是他能贩得了的吗?
姜三合已不在人世的预感越来越真实地迫压在他们心头。
那时已经是5月中旬,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一人在城里巡游,其余的人分别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地守侯。
西关长途汽车站对面有个搬运社,姜银山在守侯期间常去那里讨水喝,就和门房熟了。一天他要回家取干粮,就把盯梢的事托付给了这个热心的门房,告诉他如果有情况可到西关找王治龙等人。
姜银山走后第三天,5月27日,一个黑脸小伙走进搬运社,他与门房是同乡,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做民工。闲聊中门房说起姜家的事,小伙子一怔,说起一个人,和姜家要找的那个人的相貌十分相象。
“你见过他?”门房说。
“见过,昨天才见的。中午我在街上闲转,这人走过来,问我想不想寻活干,我和他说了一阵工钱,没说成。其实我在工地有活干……”
门房忽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是这人,你不要去工地了,给头儿告个假,就守在这里,姜家给你付工钱!”
第二天,5月28日,黑脸小伙在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看见了他要找的人……
半小时以后,黑脸小伙领着王治龙、姜银山、王玉堂赶到了现场。两支发自民间而互不相闻的“私人侦探”队伍相遇了。双方把各自的情况简单的交换了一下,感到事情严重,便把此时已感到事情不妙而不再鸣怨叫屈的龙从地上拖起来,押往公安机关。
途中龙再一次坐在地上,赖着不走了。此时是下午4点。杜姜两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姜银山、杜长年等人看住龙,由王治龙、王玉堂去报案。
他们先是就近找城关派出所,值班员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问龙是哪里人。听说是西南乡的,值班员说:“你们找城郊派出所去,我们只管城里。”于是他们跑到城郊派出所。该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那天一个在家照顾患病的家属,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没在班上,在班上那个干警家就在所里,当时正在屋檐下做饭。听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的陈述,他说:“人是你们在城里抓住的,姜、杜二人也是在城里失踪的。对吧?那你们怎么寻到城郊所来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相互看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王治龙说:“我们……找过城关派出所,可……他们说让找你们……”
“他们说的,那就找他们。”
二人无奈,从城郊派出所退出来,思谋再三,末了硬着头皮再度来到城关派出所。
“怎么又来了?”城关派出所说。
二人嗫嚅道:“城郊派出所说……人是在城里抓的……”
值班员看看表:5点多快下班了,问道“那人是啥地方人?”
“王墹的。”
“王墹呀,你们找杨峪河派出所吧。”
王治龙和王玉堂楞了半天。回到西关,他们把姜银山和杜长年拉到一边,把上述遭遇讲了一遍。杜长年大感惊异,说:“他们咋是这样哩!”这时龙在一边看出了眉目,不禁又张狂起来,喊道:“看,人家公安都不管,你们到是凭啥哩?”王治龙怒气顿生,冲到龙跟前咬牙切齿道:“再喊叫,看不把你狗日的打死在这里!”
“打呀,打死一个给我看看!”龙并不示弱。
姜银山把王治龙拉过来,对大家说:“不要急,都想想,看在城里有没有个顶事的熟人。”一句话提醒了杜长年,有,而且还是个得力的熟人。杜家有个老表,是县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就在城里。
下午6点多,杜家的那个老表带他们找到县公安局副局长董启堂。董启堂认真听取了杜姜两家的陈述以后,当即把刑警队长王扣成叫来。二人商量一下,感到此事确非寻常:如果仅一人的失踪与龙有关,倒也罢了,而两个互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遂决定将龙收审……经公安机关到龙治民家里搜查,一个残杀48人的惊天大案随之告破,举世震惊!有百姓怒骂公安机关是老百姓养的白吃货。
事后查明,龙治民、闫淑霞夫妇杀人的动机是:懒于劳动,龙以高价从县城车站和劳动力市场将被害人骗到他家里干农活,甚至是挖埋葬被害人的坑,然后龙单独或在其妻闫淑霞的协助下,晚上趁被害人熟睡之机将被害人杀害,不用付工钱……
三  惨案告破后的沉思
三年时间里,龙犯夫妇残杀48人,其中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过失踪者达37人之多,公安为什么迟迟不破案、不作为呢?
在公安机关不做为的情况下,受害人家属有什么对策呢?只能寻求或组建“私人侦探”进行私力保护!
本案中杜家和姜家两家亲友组成的临时“私人侦探”队伍就是在公安机关不做为,而当地又找不到“私人侦探”的情况下逼迫自行组建的。
这个案例再次说明“私人侦探”在中国的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公力保护和私力保护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两种形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公力和私力两种保护机制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但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公力保护是私力保护的前提和基础,私力保护是公力保护的补充和完善。
在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中,若允许私人侦探和警察机构同时并存,则可以相互促进,改革各自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提高办案效率。在对付犯罪的领域里,他们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他们应密切合作,及时交换情报,共同使用所有的技术和设施,经常交流各自的经验和秘诀,这样有利于破案,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论“私人侦探”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华视网  http://www.zhwstv.com/view.asp?id=149193&from=sing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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