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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仓市孙锦泉致广大网友一封信

2017-07-21 15:09:14 来源: 作者: 责任编辑: 点击图片浏览下一页

  来源:腾讯新闻

案情简介:

孙锦泉,男,1955年1月11日出生,原系江苏省太仓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任中共太仓市委常委,江苏省太仓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14年12月30日,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锦泉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7月22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中刑二初字00001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孙锦泉犯受贿罪有期徒刑十二年,犯滥用职权罪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孙锦泉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后,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2016)苏刑终23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锦泉表示不服,由其家属从浙江杭州聘请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余亚亮律师提担任孙锦泉刑事申诉阶段的委托代理人。余律师在介入孙锦泉申诉案件后,依法去监狱会见了当事人孙锦泉,审查了孙锦泉案件相关案卷材料后发现,一、二审刑事判决和裁定在认定孙锦泉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存在如下认定事实不清的错误。

一、关于受贿罪部分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主要错误在于,把普通的企业与个人之间因投资产生的经济债务关系,定性为索贿收取他人钱财的刑事受贿犯罪行为。一审判决就认定孙锦泉受贿罪部分,存在认定主要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二审疏于审查,错误维持,谨请再审法院依法纠错。

应当纠错有以下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方面的问题有:

(一)一审判决在认定孙锦泉所谓索贿收取杨、吴两人上述400万元钱财,在定性上存在臆断性的错误。涉及杨某的300万元与吴某的100万元(合计400万元)因最终悉数转入叶某的个人账户,不应认定为孙锦泉受贿犯罪事实,应予以纠错剔除。

周所众知,凡对于企业和个人间因发生三角债务经济借款关系,审判机关是不应主动介入且在刑事审判决范畴内,作为案件主要事实来认定的。这也是以往鉴于我国审判机关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均普遍遵守的一个惯例与法则。尤其是,一审法院明知公诉机关指控孙锦泉受贿金额这其中的400万元,属于企业与个人间的三角经济借款债务关系,所发生的原因为:

其一,是基于杨从原王某投资中已获利300多万元,杨又自愿同意汇入孙锦泉胞弟孙锦发的个人帐户,然后,再由孙锦发将该笔300万元转入叶某的个人财户,以弥补帮助叶在投资王某处的巨亏困境;

其二,基于吴某得知王某尚欠孙锦泉胞弟孙锦发100万元无法归还的清况下,自愿将100万元汇入孙锦发的个人帐户,孙锦发后又将该笔100万元转入叶某的个人账户。由此,杨和吴两人汇入孙锦发的这400万元,最终,都由孙锦发转汇入叶某的个人帐户。故本案的受益人既不是孙锦泉,也不是孙锦发,而是叶某。在此期间,孙锦泉只是充当了介绍人角色,与叶更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上的关系。而且,前后孙锦泉也分文未收受过他人的钱财。而其胞弟孙锦发最后在王某310万元的借款最终因王无法归还而造成其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可见,这些原本属于企业与个人间所发生的一件普通的经济借款债务关系,况且,最后又丝毫未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失。这一审判决认定孙锦泉索贿收取他人上述400万元钱财,显然是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不清。

(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孙锦泉以免除债务名义向杨某索贿300万的事实认定不清,有悖我国目前化解企业与个人因发生经济借款债务关系,通常所应遵循的刑事审判不干预原则。

具体客观事实为:2005年,原太仓xx乡政府驾驶员王某找到孙锦泉,称其经营媒炭生意急需资金,可以高达36%的年息回馈,希望孙锦泉代为引介。孙锦泉随将苏州xxx鞋业和xxx鞋业法定代表人杨某介绍给王某,此后王某从杨某处借得资金1000余万元,而杨某也从中获得了300多万元的利息。其后,孙锦泉胞弟孙锦发也先后筹资500万元转借给王某,并且孙锦泉又介绍叶某给王某,王某随后从叶某处借得400万元。2007年初,王某因资金链断裂难以还本付息,无法偿还孙锦发借款中的310万元和叶某的400万元借款。孙锦泉自认介绍王某的初衷是希望帮助大家一起赚钱。孰料叶某现血本无归,心生愧意,考虑到杨某在此次借款活动中收获颇丰(且王某归还杨某的本金中有200余万元来自叶某的个人转账借款),遂找杨商量,希望其能够以本次利息收益弥补叶某的损失,杨某表示同意,孙锦泉遂关照孙锦发办理此事。2007年4月,杨某分别将100万、50万元现金交给孙锦发,同年5月31日,杨某又以xx公司名义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向孙锦发转账150万元。前后合计人民币300万。同年6月4日、12日和21日,孙锦发先后通过电汇分别将三笔100万元汇入叶某账户(中行上海长宁支行账户:4563510800014034259),累计300万元。

(三)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孙锦泉以免除债务形式向吴某索贿100万元的事实认定不清,也有悖我国目前化解企业与个人因发生经济借款债务关系,通常所应遵循的刑事审判不干预原则。

具体客观事实如下:2007年6月,吴某得知王某尚欠孙锦发300多万元未还,找到作为老领导的孙锦泉,主动提出将王某抵押给自己的世纪苑房产一套及本田3.0车子一辆变卖所得先行用于归还王某欠孙锦发的借款。后吴某将前述房产及车辆变现,由王某亲自将变卖所得100万元现金交给孙锦发,用于偿还其所欠债务。孙锦发则于同年6月28日第四次通过电汇将该笔100万元汇入叶某的前述账户。至此,孙锦发共计四次向叶某的中行上海长宁支行账户转帐累计400万元,全数弥补了叶某在王某处的借款损失,而孙锦发在王某处的310 万元借款则并未获得实际偿还(有孙锦发与王某于2007 年6月18日签署的还款协议书为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两所谓索贿犯罪事实,实际上是孙锦泉协调杨某和吴某弥补叶某在王某处的400万元借款损失。虽然孙锦泉在协调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利用了自己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但是,杨某之所以愿意弥补叶某的300万元,主要是基于其曾经因为孙锦泉的先前引介以及本息顺利归还斡旋而从王某处获得300万元的高额利息回报。而吴某又愿意替代王某归还叶某,也有基于与孙锦泉之间的旧部关系。更为实质的问题是: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认定行为人构成受贿罪要求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贿赂财物的主观目的,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案中孙锦泉及其胞弟孙锦发并未最终占有该400万元钱财,而是将该400万元用于弥补叶某在王某处的借款损失。孙锦泉的行为目的是基于对朋友的善意和因引介引发朋友资金损失的愧意,而并无非法占有该400万元的主观故意。并且,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孙锦泉及其胞弟孙锦发与叶某之间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等经济利益关系或者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特定关系,叶某事后也并未给予孙锦泉任何好处。因此,同样不能证明孙锦泉存在与他人的共同受贿关系,一审判决将该两节事实认定为受贿犯罪事实显然是属于事实认定上的严重错误。二审疏于审查,维持一审认定,均属于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上的错误。

另外,从道德层面来讲,在王某尚欠其弟孙锦发310万元未还的情况下,孙锦泉基于朋友情义的考虑,宁可自己胞弟吃亏,也不能让朋友吃亏,在其完全可以将杨某的300万元以及吴某变现的100万元优先用于弥补其弟310万元亏损的情况下,却放弃个人利益,要求其弟孙锦发将400万元尽数转入叶某个人账户,全力弥补了叶某的本金损失,展现了某种难能可贵的道德姿态,岂可认定为索贿他人钱财的犯罪行为。

(四)一审判决认定的涉及王某和徐某的各50万元(二笔合计100万元)属于借贷关系,不应认定为孙锦泉受贿犯罪事实。二审疏于审查,维持一审认定,显然属于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上的错误。

1、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孙锦泉向王某索贿50万元的事实,其客观事实如下:2005年12月,孙锦发经孙锦泉介绍向太仓市xx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借款50万,同年12月12日,王某以其公司名义向孙锦发公司转账50万元,孙锦发以其公司名义向王某的公司出具收据。后孙锦发将该笔资金借给王某,王某见公司账上一直挂着该笔借款,于2007年8月31日令其女王某将该笔借款账务冲平,后直至2013年12月底孙锦发才将该50万借款归还王某。

2、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孙锦泉向徐某索贿50万元的事实,其客观事实如下:2005年12月,孙锦发经孙锦泉介绍向太仓市xx水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某借款50万元。同年12月12日,徐某以其公司名义向孙锦发公司转帐50万元,孙锦发以其公司名义向徐某的公司出具收据。后孙锦发将该笔资金借给王某,王某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导致孙锦发亦无法归还该笔借款,徐某的公司账上一直挂着该笔借款。2007年9月4日,孙锦发通过公司转账将50万元划入徐某公司账户。次日9月5日,徐某个人又向孙锦发个人开具2张分别为25万元的现金支票。至此,徐某与孙锦发之间的借款关系由公司名义转为个人。

综上,虽然孙锦权确曾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其胞弟孙锦发与王某、徐某之间进行借款关系的介绍撮合。但王、徐两人均以公司名义通过转帐支票形式将借款转入孙锦发的公司账户。孙锦发也以公司名义分别向对方出具收据,应当认定为正常的借贷关系。后因孙锦发将前述资金转借予王某,而王某则因债务危机无法偿还造成孙锦发的归还不能,并非孙锦发主观上无意归还,且徐某的证言(卷三P146)中陈述孙锦泉承认孙锦发借款事实并表示原以其个人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因此,在案证据只能证明孙锦发、王某、徐某之间的100万元借款属于正常借贷关系,并不能认定为孙锦泉向王某、徐某的索贿款。

二、一审判决认定孙锦泉构成滥用职权罪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严重错误;二审疏于审查,错误维持,不予撤销改判无罪,有失公允,谨请贵院依法纠错,判决无罪。

一审判决认定:孙锦泉利用其全权负责开发区整体事务的职务便利,在明知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未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违反规定,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定,违规操作,伙同他人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87.603386万元。对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清本案的以下两点主要事实:

第一,土地回收补偿问题决策是孙锦泉在工作范围内所行使的正常、正当的职务行为,根本不存在所谓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问题。

事实上,孙锦泉在上述两家公司土地回收补偿问题决策,根本目的是有利于当地城市的市政建设,而真正受益人是太仓市政府和太仓人民。虽然,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在被回收了二宗土地后,在短期上来讲,的确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受益,但从企业长期利益来讲,他们二家公司完全是形同视为在投资经营战略上的失败与损失。试想,即然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均已经得到了批租有效期限长达五十年的授权土地使用权,为何要那么急于被太仓开发区土地回收呢?事实很清楚,上述两家公司完全是为了配合和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城市建设,才同意与代表当地政府的太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这份土地回收协议书。如果,就凭一审判决认定的批租土地回收要退还租费本金加利息的话。那么,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当初会同意吗?人家有长达50年的批租使用权,凡是具有正常的商业投资意识的任何一家企业,都是不会同意如此低价的土地回收补偿标准!为何要与太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这份土地回收协议书?如果,上述这两宗土地放在今年的话,根据太仓市同类地段的土地市场价格,应该是早已涨幅达亿元了吧(详见附件申诉证据材料8、9内容)。因此,孙锦泉在该土地回收补偿问题上的决策,完全是他本人在工作范围内所行使的正常、正当的职务行为。一审判决所谓孙锦泉行为存在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认定,显然是在违背我国土地市场经济规律的一种臆断错误的认定。一审判决在认定孙锦泉在土地回收决策这件事上,应当作出符合社会公允、客观、公平的认定。此二宗土地的回收,如说要谈论哪方损失的话,太仓当地政府和国家根本不存在客观上的损失问题。而实际只是造成了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在经营战略投资上,在长达50土地批租的终结和迄今为止,已给上述二家公司造成了多达本可以增值溢价几仟万元的经济损失。而当地太仓市政府所付出的批租差价987.603386万元,仅为当时付费补偿给上述两公司合情合理的最起码的道德底价。难道一审判决非要去错误否定本身在双方签署土地回收协议书上,终结回收50年批租使用权的情况下,竟然还不认定给予这笔土地回收补偿费合理性和公平性。一审判决不去客观、公平、公正去认定孙锦泉的回收土地决策的行为,其实最终的结果不是造成国家损失,而是恰恰相反,孙锦泉所作出职务行为回收土地的行为,让国家受益且增加了溢价近亿元的损失。当然,如考虑这二宗土地按太仓当地同类地段的市场价格计价,因回收土地升值的原因,一审判决应当认定孙锦泉的回收土地行为,是给国家实际上是产生了多达近亿元的增收才对!

由此可见,一、二审如此判决认定孙锦泉所谓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87.603386万元,显然属于一种主观臆断的错误认定,其判决结果完全不能令人折服。一审判决认定的孙锦泉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87.603386万元的理论基础依据,完全仅凭政府单方面的批租本金加利息的回收土地补偿标准。在此期间,又何曾听取过申诉方的辩护意见?这种显失公平的补偿标准,在对待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两公司回收土地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当时会行得通吗?能体现社会市场土地价格的公平,公正的回收补偿标准吗?

第二,具体补偿金的标准是根据有关会议纪要精神操作的,并不是孙锦泉个人的擅自主张。

该《会议纪要》系太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研究讨论形成的文件,其中第6条并未将“用地企业已获土地使用权证”作为适用的前置条件。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企业与政府签订出让合同,缴纳出让金,即视为取得土地使用权。退一步说,上述两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也是该土地获得批租50年使用权的权属人,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之间的申请办理登记土地使用权行政手续而已。充其量,最多是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上述两公司未申办土地使用权证进行追加滞纳金等行政处罚罢了。而绝不是简单草率地一概否定上述两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况且,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的30.5亩土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其责任完全在于开发区管委会方面。因为按照协议约定,太仓开发区管委会应当及时为企业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但是由于当时开发区土地指标紧张而无法及时争取到用地指标,导致企业未能及时办理使用权证。因此,身为管委会主任的孙锦泉,当时也是完全考虑到政府方有这一过错,所以从政府诚信角度,认为开发区管委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才决定依据《会议纪要》有关精神来执行补偿标准,合情合理合法,并无不妥。而且,事实上,如果严格执行《会议纪要》确定的标准,天欣意公司、羿昂公司可获得的补偿款,要远高于2009年12月18日《协议书》中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即根据会议纪要标准,应当是(210万/亩交易价-6.6万/亩批租价×19.9亩×40%+30.5亩×6.6万/亩批租价-80万(已退出让金)=1740.364万元,而协议实际支付则是:(130万/亩评估价×75%-7万/亩批租价)×19.9亩×50%+10.6亩×10万/亩补偿价+30.5亩×6.6万/亩批租价-80万(已退出让金)=1127.775万元。两者相差612.589万元。可见,孙锦泉在实际执行中,又在为开发区管委会做了相应的调减方案,为当地政府减省了一笔相当部分的财政开支。

综上,孙锦泉上述土地回收补偿问题决策,实际是在为当地政府财政所作的一种节支开源的方案。一、二审判决未客观、准确鉴别此行为性质的情况下,就简单、草率地认定孙锦泉此行为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87.603386万元,实属有悖我国当前土地市场价值规律,是完全令人难以折信的。

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孙锦泉上述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87.603386万元这一事实,显然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谨请再审法院应依法纠错,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判决孙锦泉滥用职权罪无罪。

一审判决在认定孙锦泉到案后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对其主动交代部分依法应认定为自首。而不予采信认定,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严重错误,二审疏于审查,错误维持,谨请再审法院应予依法纠错。

根据苏州市纪委第一检监室2014年8月22日出具的《关于查处孙锦泉案有关情况说明》,明确“苏州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于2013年11月初对群众举报孙锦泉的有关问题展开并经过初查,掌握了孙锦泉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太仓市xx镇原副镇长吴某100万元钱物的严重违纪问题。同年12月30日,市纪委对孙锦泉严重违纪问题实施“双规”调查,并将孙锦泉带至苏州市纪委办案点进行谈话取证。到案三天后,孙锦泉陆续交代了其收受吴某等人钱物的在关问题。由此可见,办案机关在对孙锦泉实施“双规”调查前仅仅掌握孙锦泉涉嫌收受吴某100万元钱物的事实,而并未掌握其他涉嫌犯罪事实,本案中足以认定的有关犯罪事实均系孙锦泉主动交代。根据刑法第67条以及2009年《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第1条第4款规定:“孙锦泉的行为属于“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以自首论”,鉴此,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

孙锦泉曾经主动放弃数百万元招商引资奖励,足以表明其具有较高的自律意识。据据国家公务员条例有关规定,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的奖励制度基本规定,在对孙锦泉案件应当充分体现国家公务员条例规定所实行的有关奖励制度精神,对其作出客观、公平、公正的政绩认定。

即然,一、二审法院均明知孙锦泉在担任太仓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开发区财政收入取得了骄人业绩,从原不到千万元翻至高达350亿元。根据《太仓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身为开发区主要领导的孙锦泉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招商引资奖励。而孙锦泉却基于高姿态主动放弃了如此丰厚的合法奖励。无论孙锦泉基于何种动机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实属难能可贵,也足以表明孙锦泉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很难想象,在待遇面前能够抱持这样一份淡泊心态的领导干部,会是一个利欲熏心、欲壑难填的人。退一万步说,既然一、二审判决认定所谓孙锦泉上述行为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87.603386万元。那么,根据国家公务员条例有关规定,也应当客观认定孙锦泉在担任太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领导职务期间,为当地的招商引资工作作出了骄人政绩这一事实吧。而且,就算在认定孙锦泉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具体金额的同时,也应当按照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最起码要考虑减去孙锦泉根据《太仓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可领取的上述数百万元的合法奖励金额部分吧。鉴此,前述事实与证据足以证明孙锦泉回收土地的行为,根本不存在所谓造成国家987.603386万元的经济损失,孙锦泉显然不构成滥用职罪。

综上所述,余律师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二审疏于审查,错误维持。退请再审法院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再审,重新判决,准予申诉人孙锦泉上述申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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